历史风云

发布日期:2016-3-18 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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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淮军与肥东

李鸿章利用家族、师生、乡谊等关系组建的淮军,配合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全军近十万之众,成为镇压捻军的主力。从而作为一股新兴的封建军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左右中国政局四十年。它的兴起,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延续近半个世纪。

早在太平军刚刚起事时,鉴于大清朝正规军力量的薄弱,处处打败仗,咸丰皇帝曾急得在一夜之间任命43名“团练大臣”,令他们火速前往各地,组织地方武装,以尽快扑灭这场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战争。当时,身为翰林的李鸿章随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回到家乡,并亲自接起一支队伍,连续在江边的裕溪口、和县打几次胜仗,受到咸丰皇帝和朝廷的重视。他的父亲李文安也经别人推举,回到家乡组办团练,与儿子李鸿章可谓“并肩作战”。后来,李文安死于军中。

五年间,李鸿章因屡立战功,官秩从七品升到四品,最后受到安徽督军、八旗子弟胜保的排挤,李鸿章就趁回家守父亲之丧的机会,离开军营。

不久,太平军反攻倒算,将合肥占领。李鸿章便与弟弟李鹤章一道,跟随大哥李瀚章同往安庆,做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24岁中进士,是个相当有才气的文人。但有才气的人,往往有点脾气。李鸿章的恃才傲物,作为老师的曾国藩是了解的,也是会驾驭的。

自从受安徽督军胜保排挤赋闲,李鸿章一直盼望能有独立带兵、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恩师曾国藩决定将东援上海的大任交给他时,他觉得“英雄正逢其时!”

可恩师又发话:“少荃,你这一走,虽然上海可以高枕无忧,但我身边就少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啊!”李鸿章谦虚地说:“曾师营中人才济济,胜于我者,多也。”曾国藩说:“不过,现在南京尚未拿下,湘军人手不济,我没有兵送给你。让你做帅,兵的问题,就由你自己解决了。”

李鸿章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光杆司令”!

时间紧迫,从哪儿去紧急招募军队?

李鸿章领命之后,急匆匆赶回老家,立即从三个方面搜罗乡勇。一是利用他父亲的关系,寻找那些世交子弟;其次,叫他的弟弟李鹤章去肥东,招集当年被太平军打散的人员;他自己则去肥西,找到当年有名的团练头子张树声。

江淮之间,数年来接连遭受太平军和捻军的侵扰,地方团练在与之斗争过程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挫越勇,各乡各圩,采取一种独特的方式筑圩自保。同时,各圩寨之间,相互呼应,相互支持。张树声的父亲早年就是办团练的。张树声自幼跟着父亲,耳濡目染,真正是“从娃娃抓起”“抓”出来的一方“山大王”。张树声的父亲,与李鸿章的父亲是在办团练中结识的“好兄弟”,这样,李鸿章与张树声便成世交。

张树声在家乡也早就听说过李文安进士出身的二公子在湘军大营中当差,而且“混得不错”,本来就想联系,以便寻找自己更广阔的前程。此番李鸿章找上门来招兵买马,张树声认为这正是投靠的好机会,于是张树声立即将手下的爱将刘铭传、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叫来,通报这一重要消息。

刘铭传本来是个私盐贩子,在地方,最初以杀了同宗族长而“扬名”;周氏弟兄没什么文化。张树声、刘铭传及周氏弟兄曾模仿“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弟兄。如今一听召唤,齐来听计。当得知李二先生回来,要将他们编入淮军、从此粮饷不愁时,个个乐意。

搞定这三兄弟,李鸿章又来到肥西重镇三河,寻找当地的团练首领潘鼎新。潘鼎新的父亲是被太平军杀死的。打那时起,潘鼎新就立誓要杀尽“长毛”,替父报仇。他一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听说在湘军大营中颇有“市场”的李家二公子来招兵请将,潘鼎新立即响应,把手下的团练队伍立即拉到李鸿章的大旗之下。

接下来,李鸿章就去寻找当年与他父亲在一起办团练、结果也被太平军杀害的吴廷香的儿子吴长庆。提起“长毛”,吴长庆都恨得痒痒。他的手下,也聚集着一群乡勇。吴长庆曾对这班弟兄们发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于是,已有“世交”关系的李鸿章的到来,与他一拍即合。

最后,李鸿章去找他的“学生”刘秉璋。刘秉璋老家在庐江。他本来是个进士,在翰林院任过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的家乡被太平军洗劫一空。刘秉璋觉得这是家乡的奇耻大辱,于是弃笔从戎,回到家乡办团练。为什么说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学生”呢?那是在刘秉璋中进士之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对刘秉璋的父亲说:“你们家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学吧。”李文安说这话时,李鸿章已经考中进士,因此,后来就有人说李鸿章是刘秉璋的老师。因为有这层关系,刘秉璋很快就把自己手下的乡勇拉到老师李鸿章的麾下,并表示替父老乡亲报仇,愿意赴汤蹈火。

在李鸿章网罗的这些乡勇头领中,刘秉璋与李鸿章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后来接成姻亲,并前后有七门婚事。刘秉璋后来也成为李鸿章的心腹大将。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时任浙江巡抚的刘秉璋亲自指挥著名的“镇海之役”。在这一战中,法国军统帅被击毙,一艘军舰被击沉,三艘被重创,是我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获得胜利的近海保卫战。

肥东籍的淮军官兵约3000人,将领参将以上的有200多名。淮军将领中总兵30人,提督以上22人。他们虽然早期充当清政府的帮凶,镇压农民起义,但在后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上也做过不少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事,如保卫国防,兴办矿山,修建铁路,创办邮政,兴修水利,营造农田,入朝抗日,镇守台湾等。

二、新四军在肥东

1938年8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从舒城西汤池出发,9月越过淮南线进入皖东,先后在肥东、巢北一带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3月,林维先、戴季英率支队司政机关到达肥东青龙厂、定远吴家圩地区指挥部队行动。6月4日,高敬亭率支队后方机关和教导大队到达青龙厂。

八团在肥东地区,积极打击日本侵略军,围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12月15日,八团袭击了盘踞龙城的葛传江、杨建舟汉奸武装700余人,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敌全部溃败。此战俘匪46名,毙伤30余名,缴获步枪46支、手枪3支、战马3匹。26日,八团再次袭击龟缩梁园、石塘桥、马集、龙城据点的葛传江残部,残匪毫无斗志,没有抵抗即溃散,此战俘匪7名,缴获步枪2支。次年1月11日拂晓,八团一部在肥东三十埠袭击汉奸刘孟乙伪维持会,200多人的汉奸武装被全部解决,俘虏百余人,生擒刘孟乙,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1挺及其他战利品。这次战斗以后,迅速地打开了皖东的局面,对创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活动在淮南地区津浦路东西两侧,坚守着淮南抗日根据地;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及原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和无为游击纵队,整编成新四军第七师,主要活动在巢湖东南至南京以西的长江南北地区,坚守着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两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合肥地区,却被日、伪、顽三股势力控制着,新四军处于敌后游击状态。古河、柘皋、梁园、马集分别驻有国民党一七一师和第十纵队柏承君部;栏杆集、谢家圩子、王子城及草庙集等地分别有土顽胡载之、谢少臣、王华锦和王柱东等部;桥头集、撮镇等地有伪军李道传、马伯山等部据点;合肥、钟油坊、桥头集、西山驿、店埠等地被日军占领。这些都是阻隔二师、七师交通联络的障碍。

9月,七师政委曾希圣去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随行一个警卫排,经肥东王铁时,遇伪军阻击,不能通过,被迫撤回巢南。10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到津浦路西,找到中共合肥县委书记严佑民,指示说,从梁园到石塘桥一带是二师到七师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因而要确保畅通。严佑民奉命开辟二师、七师交通线。然而,因国民党军队包抄无法立足,被迫撤至巢南高林桥,严佑民所率部队与在巢湖水上活动的程明远部合并,任务是积极开展对巢湖湖匪的争取改造工作,为开辟经巢湖、肥东至定远的新的二师、七师交通线扫清湖上障碍。

1942年1月,七师五十六团为开辟二师、七师交通线,决定开辟合二区和巢二区。团长顾鸿派侦察队指导员朱明镜带领两个班配合开辟合二区,他们到达桥头集以北的上份叶村,迅即采取有力措施,很快在山里山外站稳了脚跟。中共巢(县)合(肥)庐(江)中心县委在西山驿地区组建交通站,沟通与淮南抗日根据地西部前沿——青、白龙厂的联系。

1943年1月,巢湖支队在这条交通线上开辟店埠区,很快建立了区委、区政府和区大队。店埠区被开辟以后,由此经磨店就可以到达合五区(青龙厂区)。店埠区就成为二师、七师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自1941年之后,在二师、七师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合肥地方党组织配合部队扫除障碍,创建二师、七师交通线,尤其是1943年春,巢湖支队大部分力量开进巢北地区,对开辟交通线起了重要作用,一条从巢湖边周家疃经山王、西山驿、店埠、磨店到达青、白龙厂二师根据地长达75千米的交通线打通了。

巢合地区二师、七师交通线的建立,保证了新四军来往人员和运输物资的安全。1943年冬,七师政委曾希圣从军部回七师,由巢合大站交通员晋克芳护送,从复兴集附近的田埠葛穿过敌占区,经巢湖郭家疃,安全抵达七师。1944年11月,五师三分区地委书记张执一带两名警卫员护送一批重要文件,从这条交通线安全到达军部。七师敌工部长侯奕斋、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何伟等均从二师、七师交通线经过到达军部。交通线除安全护送人员外,还经常护送物资至二师及军部。如有一次运送一船棉布、药品及医疗器材到军部。

在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之间还有其他几条交通线,但肥东地区建立的这条交通线任务完成得最为出色。因此,这条交通线也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日伪军多次“扫荡”皆被粉碎,国民党军队也集中力量“清剿”这一地区,二师、七师部队奋起反击,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1944年7月的白龙厂、宁庙子守备战和1945年4月的黄疃庙反顽战役皆予敌以重创,把二师、七师根据地牢牢地连成一片。

在保卫二师、七师交通线的斗争中,磨店情报点交通员周四老头、长乐集情报员王静波、店埠区游击大队一中队队长童立朝、山王集情报员徐凯南惨遭敌人杀害;巢北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树桐和5名战士在大横山战斗中英勇献身;在白龙厂守备战中,巢北支队三连、四连数十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师、七师交通线一直坚持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随七师部队北撤而完成历史使命。它保证了二师、七师部队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畅通,保证了七师与二师和军部的联系;使淮南、皖江根据地互为依托,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5月中旬,高敬亭命第七团、第九团向皖东挺进。在开进途中,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逃投靠国民党军队的事件。5月19日,叶挺、张云逸从西港冲抵达肥东青龙厂。5月底,第九团、特务营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进入青龙厂地区。6月4日,高敬亭与后方机关和教导大队,亦到达青龙厂。为确保整理四支队工作顺利进行,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等率江北指挥部移驻青龙厂褚老圩。从6月上旬开始,部队开展了反“杨、曹”的斗争,继而发展到对高敬亭进行批判。6月2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错杀。高敬亭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的方针中是有错误的,在杨、曹叛逃事件上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这些毕竟是思想认识问题。高敬亭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了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保存了2000多人的武装;他对敌作战坚决,对革命是有功的。高敬亭被错杀后,第四支队一些干部受到牵连(1977年4月27日,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生前批示,决定给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

叶挺军长在青龙厂近1个月时间里,经常和农民促膝谈心,访贫问苦。他十分喜欢青龙厂塘埂村21岁的村民商德金,动员他参加新四军,报效国家。在青龙厂期间,叶挺军长还专程到寿县曹家岗,看望北伐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烈士的亲属,介绍曹渊之子曹云屏参加革命队伍。他还挤出时间去吴山庙魏祠村看望旧交魏立成,得知魏在吴山庙组织游击队,便动员他参加新四军,任魏为军部副官兼江北指挥部独立营营长。

1942年2月,第四支队改编为二师第四旅。部队始终坚持在淮南铁路津浦线两侧广大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斗争。江北指挥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淮南苏皖边区的战略展开胜利完成,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日局面。

三、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肥东

为了便于指挥整个渡江战役,1949年3月27日晚,陈毅、邓小平离开孙家圩子的三野司令部,从蚌埠乘火车到合肥,于3月28日早晨改乘汽车到达肥东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进驻瑶岗的组织机构包括总前委机关、华东局、华东军区。总前委领导机构十分精干,设有参谋处、机要处、通信处、秘书处、后勤处、警卫营等,包括警卫人员在内共约1000人。总前委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二野、三野和华东军区等几个方面抽调的。电台设在距离瑶岗村约1千米的汪李村,后勤处设在距瑶岗村1千米的旌湾村。与总前委同时进驻瑶岗的领导人除邓小平、陈毅外,还有饶漱石、张鼎丞、曾山、魏文伯、舒同等。

总前委进驻瑶岗后,指挥各部全方位准备渡江作战。当时,各集团都有电话线通总前委,每天都用电话报告情况。各集团与中央军委都用电台直接联络,重要情况和问题请示,均直报总前委并中央军委;总前委决定的事,通知各集团,也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决定的事,一般在下达总前委时告知各集团,指挥非常顺畅。

总前委之所以选择瑶岗作为驻地,是根据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的建议,主要原因有:三野渡江先遣队曾进驻瑶岗,社会情况清楚,群众基础比较好;在千里渡江战线上,瑶岗位置适中,东有店撮公路和店埠河,南有淮南铁路,北有合浦公路,交通十分便捷,且又靠近中集团的第七、第九兵团,距二野司令部也不太远,便于联络和指挥;离开合肥城,利于防备敌人空袭。总前委从3月下旬进驻瑶岗至4月27日离开,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

总前委进驻瑶岗后,工作十分繁忙。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密切注意敌我斗争形势,掌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统筹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和指挥渡江作战,制订接管江南新区的计划。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审时度势,根据情报,提出建议,供中央军委决策。

总前委在瑶岗时,除安排两个同志专门收听国民党电台广播,了解国民党公开的重大行动外,还通过江南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和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搜集敌情,由第二、第三野战军派出侦察部队偷渡过江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同时,派出人员到无为、枞阳一带了解前线情况,观察天气、水情,侦察国民党海军的巡逻规律和控制江面的能力。总前委根据各方面报来的情报,综合整理后向中央军委汇报,并提出建议,为中央军委决策提供依据。

二是统筹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是我军向南挺进的最大自然障碍。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负隅南岸,又有海、空军支援配合,吹嘘为“钢铁防线,固若金汤”。而人民解放军兵种单一,缺乏航运工具,并且战士多是北方人,不熟悉水性;江北沿江地区又属新解放区,1948年夏、秋两季,大部分地区遭受旱涝灾害;兼之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时,沿途大肆掳掠,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这些因素的存在,给大军渡江的后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此,在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前线渡江大军和后方干部群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总前委还协同华东局制定了一系列新区政策文件,供部队和地方干部学习。其中有:《关于新解放区农村剿匪反霸和土地革命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工作的指示》等,为渡江南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战术准备渡江作战对我军来说是新课题,许多指战员不熟悉水性,缺乏渡江登陆作战经验。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总前委要求各级指挥员做好战役、战术侦察和搞好战斗组织,同时,要求部队搞好战术、技术训练。渡江部队在巢湖开展了水上练兵活动。广大指战员苦练划桨、掌舵、撑篙、抛锚和泅水本领。接着,部队又进行实战演习,组织夜间航渡、水上射击、水上救护、水上架线、水上通讯联络等演练。我军还开展了全面的侦察活动,通过实地观察和调查研究,掌握沿江的敌情、水情和地形情况,并派出侦察分队先期偷渡过江,了解敌军布防情况。

船只、船工和水手的准备为征集和管理好船只,总前委要求各部队团以上领导机关都要成立船只管理机构,在后方支前机构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下,大力从事船只的收集、维修和管理工作。制定了《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并妥善安排好船工家属生活。在地方支前组织和群众的大力协助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共征集了两万多只木帆船,加上部队自制的运送大炮、车辆的竹筏、木排等,基本上解决了渡江作战第一梯队的乘载工具问题。同时,部队从战士中选调训练了万余名水手,又从地方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为大军渡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组织好地方支前工作为统筹华东、东北、中原三大战略区的支前物资,总前委会同华东局、中原局的支前组织,向各地下达了支前工作任务并提出要求,动员群众筹集运送粮草等军需物资,铺筑道路,架设桥梁和长途电话线路,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保障渡江前线的物资、通讯和人员等需要。

三是贯彻军委指示,统一领导和协调各集团的行动。

总前委进驻瑶岗后,总的工作是:在军事上,侦察敌情,摸清水情和天气情况,及时向中央军委汇报,提出建议。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决策,统一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兵力,指挥协调东、中、西3个军事集团的行动。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于4月1日用“华东电台”报告中央军委。《纲要》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敌我态势,确定了战役目的和总体部署,决定刘伯承率领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及四野第十二兵团负责西集团渡江工作,指挥部设在安徽桐城;谭震林率三野第七、第九兵团负责中集团渡江工作,指挥部设在安徽无为襄安;粟裕率三野第八、第十兵团负责东集团渡江工作,指挥部设在江苏泰州白马庙。《纲要》还充分考虑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并提出强有力的对策,规定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当晚20时,总前委发布命令渡江作战。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说:“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因此,“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9—1451页。)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所构筑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渡江战役历时43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兵力43万余人,一举解放了包括江苏、安徽南部全境,浙江大部及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共171座名城重镇,使蒋介石“划江而治”的美梦化为泡影。渡江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次最伟大的战役,在党史、军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大陆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从总前委、华东局机关3月20日进驻瑶岗,到4月27日早晨,邓小平、陈毅等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离开瑶岗去南京,历时38天。总前委在瑶岗指挥渡江战役全局,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渡江战役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在肥东瑶岗村,使这里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夺取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